主持人：其实这种异地高考话题的引出是因为同样的分数，不一样的分数线，现在不好比了。以前全中国除了上海，全中国都是一张卷，这个分数是可以直接横向比较的，我当年比较过很多，差距可能小则几十分，多则真是上百分。但是现在分数上不好比较，但是可以用录取比例去比较。我记得我们的高招调查报告比过2010年的数字，按招生计划和考生比例来算，一个北京孩子上北大的机会是河南考生的40多倍，那么光看计划，我说招生计划，那上海孩子上复旦的机会是河南孩子的90几倍，将近100倍。别人的算法更多，还拿内蒙来比等等等等，这是一个很显性的不公平，那么这个不公平才引出后边这个话题。而安娜在讲另外一种代表，说我并不是因为你的分数，我才朝这里跑的，而是父母在这工作生活，孩子从小在这儿念书，现在需要考试了，却没有资格了。我刚才跟安娜交流的结果，我也非常赞同这种公平是显然明摆着的，不容回避，客观的。但是我跟安娜交流，我想表达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国家的社会管理基础是在用户籍，各个方面都拿它绑定，这样导致了很多很多问题，医疗、住房，车，还有其他细枝末节的问题。但是唯独教育，尤其是中高考是最受关注，教育部门也被推到了社会管理体系中不合理、或者不和谐的最前沿。安娜刚才特别强调说，用我的话简单讲，其他都是其次的，教育是核心，是第一位的，因为关乎孩子的问题，是这意思吧？

　　安娜：我先纠正您一下，不是说关乎孩子我就特别在意，我不希望得到这样的误解：说因为我的孩子正在念书，我认为教育就是第一位的。我强调的是教育本身并不是社会管理的一个工具，它是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素质的这么一个事业，是国家公平提供的一种服务。

　　主持人：这个我赞同。我们整个社会管理体系是用户籍在绑定着所有的一切，所以他把所有的绑定了，并非只限于教育，他实际是全方位的，这样才引出这个话题。我想表达它首先是我们国家一个管理的体系问题，而非首先是教育问题，那么所以从更高的角度来讲，我反倒认为，根本性的解决可能是从社会管理体系入手，户籍制度必须去改变，只有动了这个，其他的也才可能迎刃而解。

　　安娜：非常感谢，您的认识比我更高了一层。

　　主持人：您想我们把这个东西一动，真正实现所谓的自由流动，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我们动则讲美国，讲英国，在我们国家就没有自由流动体系，我个人是这样的看法。

　　安娜：我首先认为您这个认识高于我。我在微博上也是这样，我一直强调我谈的都是小问题，我不谈什么户籍制度需要根本的改变，当然你说专门让我去探讨户籍制度，我当然认为应该改变。但是我探讨的就是一个考试的问题，就是孩子在哪儿学习、在哪儿考试的问题，这是一个最简化最简化的问题。

　　主持人：它是一个基本服务，不应该成为社会管理手段。

　　安娜：是的。报名资格跟户籍捆绑这只是一个政策，这个东西你应该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对吧？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包括城镇化这是一个大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