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如果我的意志不能改变这个环境，那我只能让环境磨炼我的意志。如果学到知识不把它带回国用于祖国发展，我就会有一种负罪感。

■ 自然科学尤其是基础性研究，很多重大的科学发现是无法提前计划的，探索科学就是探索未知，一流的科技人才和闪光的科技成果往往都是在自由探索的过程中凝练出来的。

■ 我这个老师，就喜欢学生跟我“唱反调”。

■ 科研工作者必须掌握自己的脑袋，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必须要做深入细致的、有板有眼的、扎扎实实的科学实验研究工作，力求做出学科上真正有影响，有突破的成果。

苦难，易于砥砺品行

回首我的成长经历，那绝对是一段艰辛的岁月，现在讲出来可能今天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都不太能理解，但对我影响巨大。

1957年，我出生在湖北省房县城关镇小西关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是家中5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母希望我这个“老幺”能长大成材，给我取名“子新”。小时候家里很穷，小学五年，我没有买过一个作业本和一张新纸，全是用哥哥姐姐或别人用剩的作业本；10岁时就上山打柴，挑着百十斤的茅草走10多里山路，上中学后，星期天还要到砖窑场挑砖，用每天8毛钱的工钱贴补家用。

虽然生活很苦，但我仍然对学习抱有热情，尤其爱好写作。在闲暇时间，我坚持写一些反映农民兄弟真诚与质朴的文章，然后向各大报社、广播电台投稿，甚至把稿件寄给了《人民日报》。100余篇通讯稿大多石沉大海，但当第一篇稿件被当地广播站采用时，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喜悦，那时的成功与现在的成功没有丝毫差别。凭着这份坚持，我的写作能力得到了较好的锻炼，在“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年凭着语文比别人多几分，政治比别人高几分的优势，我顺利考上华中农学院(今华中农业大学)，成为土化系微生物专业的学生。

刚进大学我就受到了一次打击，第一次英语考试成绩班上倒数第一，于是我笨鸟先飞，发愤图强，终于将成绩升到全班前列。那时，因家中无钱，每年寒暑假我还要到当地为火车装卸、搬运木头。毕业实习时，我第一次走进教授的实验室，那时实验室的条件跟现在无法相比，连一枚针都要自己到街上买，我在做好实验和功课的同时，包揽了实验室所有的跑腿活。我的真诚和勤奋也赢得了老师的认可，并最终促成了我去英国深造的机会。

如果我的意志不能改变这个环境，那我只能让环境磨炼我的意志。我的成长过程中是多了几分寒酸，但也因此多了几分色彩，我坚信“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遭遇过的挫折和苦难，已经成为我人生中宝贵的财富。我们不能人为地去创造‘逆境’，但‘逆境’却是许多成功者共同的人生轨迹和成功的推动力。现在的学生所处的环境跟我当时还是有较大的区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恼和困惑，如今的学生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必须有抵制浮躁与诱惑的耐力。但有一点对每一代人都是适用的，那就是：苦难，可以磨练人的意志，让人与众不同。

回国，源自感恩责任

1984年，我来到英国约翰·因纳斯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戴维·霍普伍德教授。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亮点”，在教科书和资料中没有找到相关记载，跟导师讨论后，便把它定位研究课题。这一发现让我在1987年成功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且论文分别发表在世界上比较权威的科学刊物《基因》、《核酸研究》、《分子遗传和普通遗传学》上，主要阐明了链霉菌启动子在大肠杆菌中的作用，揭示了链霉菌异源基因表达和调节的新内容。这些对现在来说都很简单了，但当时的认知水平和实验条件下取得这一发现，对我后来影响很大。

接着我又做了一年博士后的研究，便谢绝了导师和同事的挽留，在1988年回到祖国。我回国相对早一些，那个时期很多人还在准备出国做学术，我已经决定回来了。当时国内的科研条件比较落后，生命科学领域的投入更少，不过我还算比较幸运地通过了青年科学基金的申请，用5万元的基金资助开始研究。那时各方面的条件都不能和现在比，不过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5万元也能办不少事情。当时为搞微生物实验，我经常需要从武汉到北京去购买生化试剂，因为试剂怕高温，所以我每次都费尽周折地去找列车长商量，希望把它放进餐车的冰箱里。

当时很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国外的科研条件要好很多，我只想说我的选择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我的精神支柱，也是我科研团队的精神核心。我是公派出国的，国家花了大量的外汇送我出国，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只有四个字，自强、奋斗！如果学到知识不把它带回国用于祖国发展，我就会有一种负罪感。家乡土地上那些农民长满老茧的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想到家乡的农民们过得十分辛苦，想到生我养我的土地，那份责任感让我无法留在国外。在我眼中，感恩是一种非常崇高的思想境界，大一的时候我就怀着一颗对祖国、对家乡、对父母感恩的心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虽然做科研的条件苦一点，但毕竟是在自己的家里做，我心里踏实，现如今也做出了一点成绩，也算没有辜负国家对于自己的培养吧。

学术，重在执着追求

众所周知，DNA作为生命的遗传物质，它由碳、氢、氧、氮和磷5种元素构成；1953年美国学者詹姆斯·沃森和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克里克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描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自此开创了分子生物学的新时代。

2005年9月，我们团队在《分子微生物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在DNA分子上发现硫修饰，这是首次在众多细菌的DNA上发现第六种新元素硫，为DNA结构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而最初DNA硫修饰的发现，源于我在读博士阶段发现的一个不起眼的“偶然”现象。1987年，我在做细菌DNA的电泳实验时，注意到在同一块电泳凝胶上，一些细菌的DNA发生了降解，而另一些则没有。这是一个芝麻般小的现象，同领域中的人都习以为常了，对这个现象在很多文献中都有一个同样的解释，即认为是人工操作中不小心污染了核酸酶造成的, 显然不值得一提。但我看到后觉得很好奇，整个DNA的提取、电泳等过程都是一个人操作的，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操作方法和实验条件下不同生物来源的DNA会出现降解特性完全相反的差异呢？这不应该是DNA提取过程中人工操作的问题，倒象是由不同生物自身的遗传特性决定的，所以，我就想究根问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