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道路：大学的文化使命

　　回到母校的余华，仿佛穿越到20多年前那段青春岁月，话语中不无大学男生的顽皮：“看到台上有莫言的签名，我想起以前模仿过他的签名，他的签名其实很好模仿，20多年前，在我们都是童老师学生的时候就很熟悉，但现在已经忘了怎么写。”

　　他回忆起多年前的校园往事仍津津有味：“我想起1991年初，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的那天，正是我们毕业的日子。童老师专门给我们致辞，现在在这里的只有我和莫言，别的同学都没来。很荣幸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成为童老师的学生，那时我们有点胡作非为，因为童老师罩着我们，我们有很多故事。而且，我跟莫言在一个宿舍里住了两年，他所有的毛病我全知道，我所有的毛病他也全知道，但是我们都不说。”

　　当然，他也抑制不住对母校的“撒娇”：“1991年毕业以后我回到浙江，在嘉兴市文联工作，当时嘉兴市文联有一个内部刊物，要提拔我当副主编，但是需要政审。虽然我们这个班是和鲁迅文学院合办，但我们的档案在北师大。政调函寄到学校，等了半年后回信‘查无此人’，这辈子唯一一次当官的机会就这样没有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在简历里面写北师大毕业。之后，记得有一年北师大搞校友活动，也邀请了莫言和我，我跟莫言通电话说，你真是厚颜无耻，还真认为自己是北师大的校友呀。后来，我听说莫言在那个会上，面对北师大上千学生，建议把我从北师大校友录里永远开除出去，下面掌声雷动。那天莫言说的话我全知道。但是，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正式承认我是北师大的校友，因为童老师拿来了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这就铁证如山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在简历里边写我是北师大的硕士。”

　　对于有着《十八岁出门远行》、《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余华来说，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过常宝所说：“(他的)这些小说有着广大而深刻的影响，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余华先生也获得各种各样的国内和国际文学奖，是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如今，北京师范大学成了余华这个“中国形象符号”生命中一个抹不去的印记。

　　参与余华入校仪式的文学同行们，对其在文学中的成长和影响进行了梳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对中国文学的冲击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莫言和马原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余华、苏童、格非甚至孙甘露，还有北村。”

　　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从文学史角度对余华及其代表的“先锋的道路”进行了阐述：“先锋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道路。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30多年的文学，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到《班主任》甚至到张贤亮的很多作品，是一个体制意义上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真正开启变革的道路是1985年前后，就是寻根文学和新潮文学登上历史舞台之际。1988年《钟山》和《文学评论》杂志联合召开了一个会议，正式提出先锋派的概念，主要是指1985年崛起的，后来在批评界比较固定的是指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这批人。从新潮文学、先锋文学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走上了变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