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学者通过获得行政权力来“反哺”学术声誉，这是当前中国大学奇怪而又逼真的“文化”写照。学者一旦成名，往往会本能地在行政职务上谋个“一官半职”，而那些流传甚广的“江湖恩怨”大多与此有关。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他们缺失了学者应有的高贵和斯文，但制度设计层面的行政化管理生态更是难逃其责。许多大学的引进人才“待遇”便是给其行政职务，这无形中助长了大学治学的傲慢姿态和浮躁之风。

　　在由行政权力“做主”的游戏漩涡中，往往会引发一系列令人心寒的人才流失问题。“官气”跟一个地区的观念状况和经济程度有关。许多学者“孔雀东南飞”，有人是为了圆自己的学术理想，有人“说走就走”还不是因为官场“失意”?

　　大学是重铸人文信仰之地，这里毕竟有其不同于“官场”的足够理由。一个官僚之风“浓厚”的大学，难道不会潜移默化地改写学生们的认知、思维及其社会化过程?难道不会使学生在迈入社会之前就已经变得精明、世故、精于算计吗?给学生最纯真的斯文和信念以及最坚定的学术理想和批判精神，这是大学之道的一部分。然而目前“官气”太重的大学如何给出这份承诺?

　　争论了那么多年，是时候重提大学的“去行政化”问题了。世界一流大学都秉承以“自主办学、学术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为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这一制度能否在中国落地生根，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当然，除了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以外，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捆绑”是否也应该有所“松动”?

　　李培根的离任演讲令人深思，希望多年以后，在下一任校长的离任演讲中，不单单是“我看到了，却无良策”之类饱含深情的歉意，而更多的是告诉世人在消灭“官气”问题上完成的一些具体的推进工作。 (刘涛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