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故事】插队知青45天突击上阵

　　傍晚，躺在草地上，望着星星，一身疲倦的陈辉和老知青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这是1977年邵阳洞口的一个农场，农场里20多名知青，整日闹腾，内心孤独。

　　“没有高考前，都眼巴巴看着每年仅有的几个推荐名额，去招工、当兵、招干。”陈辉回忆，下乡知青还必须得呆满两年，才有资格获推荐。

　　老家在邵阳市区的陈辉此时已下到洞口县某农场一年多，每天早上6点起床和村民一起出工，天黑收工，双抢时帮着村民收稻子。“很累，油盐少，一年到头吃不到肉，柴火自己砍，娱乐活动也没有，唯独几本禁书被疯抢、手抄，跑二十里路看场电影。”陈辉苦笑。

　　1977年9月，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允许所有人参加。

　　“直到10月初我们才隐约得知一些消息。”陈辉说，农场长不让知青们脱产复习，除了不出早工，允许晚上复习。每天劳累后，几乎没有人能坚持。

　　10月中旬，确切消息下来了，村支书、场长架不住请求，任由知青们返家。而此时距离高考只有1个多月。

　　没有考试大纲、没有老师指导、没有资料、不知道会考什么、有怎样的题目。在这尴尬的情形下，500多万如同陈辉一样的考生开始复习。“憋了十年，在得知能参加高考，脱离困境的那一刻，所有潜能都被激发了。”陈辉说。

　　挨着老家，他租了个小房子，24小时看书复习。累了睡觉，饿了回家吃饭。谁都搞不清考什么，他只好把高中课本反复记了几遍。

　　考试人海，政审极严

　　1977年底，新高考正式拉开序幕，各省各自出题。

　　“洞口县就只有县一中一个考场，人山人海，工农兵知青都有，年龄相差十几岁。”陈辉回忆，有父子上阵的、姐妹、兄弟联手来考的。

　　5门课考了两天，第一天退考的人不多，第二天近一半的人没来考试。

　　“邵阳人拼音不好，老师也教不好，那次语文题目依据拼音写句子让我记忆深刻：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只拼出前面的‘我们’和‘达到’。”

　　考完后，陈辉自我感觉挺好。试卷被邵阳市教育局上收阅卷。

　　1978年1月的一天，家住县政府附近的陈辉被浓烈的鞭炮声、欢呼声惊醒。“放榜了，录取通知名单贴在政府大门口。”陈辉的名字赫然在列。

　　名单上没有公布成绩和名次，上了专科线的就在榜单上。“张榜后，我们就去了教育局设置点填写志愿，按照重点、本科、专科填写三个志愿。什么都不懂，也没有老师、父母提供参考。”陈辉苦笑，但那时流行收音机，我就填了当时湖南最好的湖南大学无线电系，最后被录取到土木系的空调专业。

　　第一届政审很严，不少人上了榜单，却因为家庭出身和年龄限制最终没有录取。

　　同学之间相差十岁

　　新高考首届新生入学在3月。

　　“1978年3月8日，我和县里同时考到长沙的3名同学挑着木箱子、被子，坐了12个小时汽车，清晨5点赶到以前位于建湘路的长沙东站。”那一届，学生年龄相差超过10岁，18岁的陈辉是班上第二小的，最大的29岁，带着儿子上学。而整个湖南大学不到1000人，土木系共有7个班。

　　“没有军训，教材都是临时赶制出来的，有些还是油印。”陈辉回忆，12个人一个寝室，一层楼的当头才有一个集体厕所、浴室。

　　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所学专业是怎么回事?但他们依旧充满激情，拼命学习。“年纪都有点大，都吃过苦。”陈辉说，每天天没亮，岳麓山上就满是人，英语、数学是当时大多数人恶补的课。

　　“我们实习都是下到最基层的工厂，毕业论文、数据都是很扎实的。”毕业后，陈辉被分配到设计院。“我们那一批人能吃苦，都想着能专业对口，做自己喜欢、技术型的工作。”陈辉笑着说，当时，不想去做管理，认为做管理的都是学习差、技术不行的人，现在就不同了。

　　1980年代，精英教育 挤独木桥

　　“上世纪80年代是高考制度的摸索期，怎么命题，考哪几门，分数结构等都在逐年讨论、改变。”

　　这段时期的录取率依旧很低，师资力量也非常薄弱，但随着经济复苏，越来越多的学生渴望知识，肩负着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