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人文学科的“虚”有可能转变为“实”，进而直接服务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

走向一种“全球人文”

在中国的语境下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我们决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的状态，还应该有一个广阔的国际视野，正是基于此，我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提出“全球人文”这个概念，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人文学科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和波及，在文学界，世界文学这个话题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并成为新世纪比较文学学者的一个前沿理论话题；在语言学界，针对全球化对全球英语之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我本人也提出了复数的“全球汉语”之概念，并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语言体系将得到重新建构；在哲学界，一些有着探讨普世问题并试图建立新的研究范式的抱负的哲学家也效法文学研究者，提出了“世界哲学”这个话题，并力主中国哲学应在建立这一学科的过程中发挥奠基性作用；而一向在被认为是最为传统的史学界，则早有学者在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通史的编撰等领域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我认为，我们今天提出“全球人文”这个概念是非常及时的，而且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学者们也确实就这个话题有话可说，并能在这个层面上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

其次，既然“全球人文”这个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合法性，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难道它是世界各国文史哲等学科简单的相加吗？我认为并非如此简单。就好比世界文学绝非各民族文学的简单相加那样，它必定有一个评价和选取的标准。全球人文也是如此，它所要探讨的主要是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不仅要对中国的问题发言，同时也应对全世界、全人类普遍存在并且备受关注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文学者的抱负和使命。一些西方的二、三流汉学家的著作都可以在中国见到中译本，而相比之下，中国的绝大多数一流人文学者的著作都没有被译介到英语世界，只有极少数可以直接用英文著述的优秀的中国人文学者在经过严格的评审和多次修改之后才勉强地跻身国际学界，但发出的声音却是十分微弱的。这当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语言的障碍，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我们所提出的话题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如果传播媒介无效或传播途径不畅，那么越是民族的就越是难以走向世界。

全球人文所探讨的既然是全世界的人文学者都普遍关注的基本问题，那么表达的媒介自然是相当重要的。当前，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文学者已经认识到，在全球化的时代，应该是中国的哲学“登场”了，中国的人文学者不仅要在中国研究领域掌握话语权，同时也要在一些具有普世意义的基本理论话题的研究方面争得最起码的话语权。由此看来，全球人文的实施可谓任重道远。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应该不负众望，为全球人文学科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为大学的人文学科教师，我们的主要任务无疑是培养人才。我认为，对于一个优秀的文科教师来说，他不应该仅仅指望把一个已经显露出很有才华的学生毫不费力地“培养”成才，更不能依赖学生来替自己产出科研成果，而更应该在一大群学生中发现某个具有学术潜力、但暂时还没有什么成果的青年学生，精心尽力地将其培养成著述甚丰的学术新秀。这正是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培养人才模式的差别。我自己在三十多年的高校教学生涯中一直力图以此来鞭策自己。

学者小传

王宁，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致远讲席教授，2010年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国际SSCI或A&HCI权威期刊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主编之一，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编委，Neohelicon顾问。并任国(境)内外二十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兼职教授、兼职研究员或客座教授。自九十年代初以来，先后应邀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北美和澳洲三十多个国家以及港台的八十多所大学访问讲学或从事学术研究。

作为中国当代最早从事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学者之一，王宁在这几个领域内被公认为是国内学者中著述甚丰且影响最大者之一，并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的主要创始人，王宁于2000年和亚、欧、美、澳等地学者共同创办了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并在中国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国际文学理论大会，为使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得到国际认可作出了突出贡献。曾在北京语言大学和清华大学领衔成功地申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并分别把这两个学科建设成北京市重点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