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哈佛大学还是剑桥大学，除了耀眼的学术大师光环外，另一个颇能引起师生自豪的就是大学的精神。

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不仅要对中国的问题发言，同时也要对全世界、全人类普遍存在并且备受关注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

人文学者的观点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对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对人文学科的成果评价必须是定量和定性的结合。

平庸的导师依赖聪明的学生帮助自己出成果，优秀的导师则能把一个本来没有什么成果的学生培养成著述甚丰的学术新秀。

“人文”具有双重意义

毫无疑问，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大学的文化建设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哈佛大学还是剑桥大学，除了那些耀眼的学术大师光环外，另一个颇能引起师生自豪的就是大学的精神，或者说大学的文化氛围，生活在这样一个氛围中，促使你感到一种积极向上蓬勃进取的动力。所以在这些世界一流大学里，尽管人文学科貌似“虚名”，并没有任何定量的考核，但是教师们都感觉到，如果不出成果就是对这种校园精神的亵渎，对于大学的文化建设，人文学科将起到实在的主导作用。

我最近提出了一个“全球人文”的概念，其目的就是要打破狭隘孤立的民族主义的“自我欣赏”和“自满自足”，使得人文学科的研究走出狭隘的学科领域，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探讨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话题。“人文”在这里实际上带有这样两层含义：其一就是所谓的人文精神，包括信仰、伦理道德和文化修养，所谓人文精神的危机乃至丧失，指的正是人的伦理道德的丧失以及信仰的缺失；其二则指的是相对于高等院校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学科而言的另一些注重“人的研究”的学科，即所谓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人文学者，尤其是文学研究者，为什么能够对一些前沿学术理论话题敏感而迅速地作出自己的反应？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人文学者主要研究对象是人，所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环境，特别是精神生活的环境，因此当他们的生存环境、精神领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时，他们就很容易率先感受到、并出于本能地作出自己的反应；其二，由于人文学者更加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常常愿意花上很多时间去读一些与自己的专业并无直接关系但却直接关涉自身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书籍，很容易敏锐地觉察到整个学界、整个社会当下所关注的前沿理论话题并及时地作出自己的反应；其三，人文学者，尤其是文学研究者，大多擅长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往往能在短时间内将自己实际思考未见成熟的想法写成文章并见诸报刊，引起争鸣和关注。

当然，人文学者的跨学科特征既是其长处，同时也是其短处：人文学者往往知识面宽广，敢于涉足其他学科领域，并及时地发表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心得；也正是由于人文学者的跨学科特征，往往也容易粗浅地涉猎其他学科领域，甚至发表的见解流于浅薄，常常在华丽的理论辞藻背后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的支撑。

有鉴于此，人文学科的评价也是最困难的。在当前的国际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刊物可以用影响因子来衡量一个刊物的影响力，以一篇论文的被引次数来判断该论文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而之于人文学科的刊物，则很难用类似的标准在很短的时间内判断一个刊物或一篇文章的影响力，尤其对那些专业性很强但又十分冷僻的学科的研究成果的评价，就更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对此，我提出了定量和定性结合的评价方式，即在考察一个学者著述的数量的同时，看看他的被引次数，这样结合起来看就能相对客观得出对一个学者的准确评价。

人文学科的作用

作为人文学者，我常常听到这样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提问：你们文科的教授也从事科研吗？那么文科究竟研究什么东西呢？我的回答是，文科从事的并非是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研究，而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来是人文学术研究以及思想的研究。所以一般说来，人文学者并不需要偌大的实验室和昂贵的仪器设备，但他们必须有一个馆藏丰富的图书馆和可以静心思考和写作的环境，此外还得有一个可与同行进行交流和对话的跨学科的学术平台。人文学者或思想家的某个观点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对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因此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不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那样，对前人的成果是淘汰制和绝对的超越，而同时体现在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即使是某些全新的假想也是建立在对前人的结论的批判性超越或扬弃之基础上的。这就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区别。

诚然，关于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少中外学者已作过论述，其中必然涉及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文科的评价问题，说的更具体一些，也即关于人文学科的评价问题。如上所述，评价人文学科的成果，决不能简单地以数量来衡量，也不能仅以该成果发表在何种刊物上来衡量，更不能绝对地以某项成果在短时间内的被引次数来作为是否有意义和价值的唯一标准。那么文科的评价标准究竟何在？我认为就在于它对已有的人文学术做了多大的发展和推进，因为人文学术的素养往往在于深厚的积淀。有些公认的人文学术大师，生前也许并不为当时的学界所青睐，死后才被新一代学者重新发现。有些人甚至去世多年，但他们的影响却丝毫没有因此而衰落，反倒是随着当代学术研究的进展，他们的价值越来越得到重视因而产生持久的影响。这可以在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钱钟书、朱光潜等近现代人文学术大师在今天的文献中的被引次数和持久影响力中见出。当然，与此相反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第二，是文科的风险问题，这也是许多大学在发展文科时谨小慎微的一个原因。既然人文学科所要探讨的往往是关乎人类生存的一些具有普世意义的问题，那就势必要冒一些风险，这其中既包括对前人研究成果的颠覆性批判和超越，同时又包括一些在我们看来“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话题的研究，如果冒犯前者就会受到学界的诛伐，而冒犯后者则有可能遭到查禁。因此，在人文学者看来，学术研究不应该有禁区，特别是对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更应该做到大胆探索、小心立论，这样我们就能够推进人文学科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那么人文学科在当今社会的作用体现在哪里呢？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另文专述，我这里仅略述一二。首先，如前所述，人文学科在现代大学体制内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于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就更是如此，这也就是耶鲁大学的文学学科始终在全美大学分科排名中名列文学学科前茅的原因所在，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哈佛大学总是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延揽一流人才以充实其师资队伍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两所大学的人文学科确实为它们的声名增光，使其无愧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称号。其二，人文学科除了发展自身的学科外，还可以在所在的大学校园里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促进各种学术思想的交流和交锋，正是在这样的交流和交锋中，新的思想和成果才能产生，新的大师才能脱颖而出。其三，设在大学里的人文学科还服务于整个社会，不仅向社会提供先进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念，还提升人们的伦理道德修养，巩固人们的信仰，从而使人们在各自的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今世界的五百强企业如此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什么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管理思想在当今时代如此受到管理者青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