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的落实是我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最为薄弱的部分”，“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像美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那样，财政投入以省级统筹为主。”袁连生建议。

　　而对于非义务教育阶段中的高中阶段教育，相对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本来就偏低，财政责任又处于法律空白，“除了学生家长负担的学杂费外，非户籍高中学生的公共教育成本应该由流入地的哪一级政府负担？”这也是袁连生一直在关注的问题。“如果实行流入地中考，非户籍高中生的财政投入经费与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经费一样，应该以流入地省、市为主，由中央、省、市和区县共同分担。”他建议。

　　在高等教育阶段，上世纪90年代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中央向地方大规模转移了高教投入。截至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有2358所，其中地方院校(包括民办高校)占了94.7%；对于部属院校，属地政府与教育部也搞了“省部共建”。这自然造成了“大学地方化”，招生更倾向当地。教育部中国教科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举例，美国的州立大学和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私立大学的招生都会向本地生倾斜，因为这些学校毕竟占用了本地的土地和各种资源。

　　“关键是中国的高校招生能否改变计划体制，做到分类考试、大学自主招生。”吴霓说。袁连生认为从财政投入的角度来说，异地高考比中考要好做，“因为考虑到非户籍生本地考不一定本地上，部属院校又有中央财政投入，异地高考很大程度上不会增加地方财政负担”。

　　京沪两地的异地高考政策之所以最受关注，出台也最难，“关键还在于降低门槛会触及严重的既得利益”。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高考录取分数差异，其本质是录取指标不均衡，根源就在于高考高度计划的分省集中录取制度。”他说，“推进异地高考不能变成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零和游戏，应该打破将高校招生指标分配到各省的计划式招生办法，实现自主招生。”

　　京沪两地的异地高考政策之所以最受关注，出台也最难，“关键在于降低门槛会触及严重的既得利益”

　　———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