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府每年投入60多个亿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现在还面临着义务教育阶段资源的饱和和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而上海市的教育经费投入已经从2009年的407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700亿元。

　　2008年到2010年世博会前夕，上海市用了3年的时间关停并转打工子弟学校，500多所经过整治留下157所民办校，政府给予补贴。从2008年开始，上海大量开放公立中小学接收原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入学后享受和本地学生同样的生均经费拨款。2008年，上海市同时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放了中专和职校，父母是双农户口的学生学费全免。

　　在上海市杨浦区，2008年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入公立中小学几乎是“零门槛”，只需要提供暂住证和户口本；但从2011年开始，增加了一年社保记录。“一个教室坐40个学生的标准普遍超标，中心城区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政策普遍开始收紧，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中的政策收紧也并不突然。”参与上海政策研讨人士透露，“到2015年，上海剩下的157所民办校可能会再缩减1/3。”

　　户籍冲突背后的教育财政分担

　　在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上，流入地政府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和我国较为特殊的教育财政分担机制有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连生说。

　　1998年到2003年，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先后提出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接纳为主的“两为主”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为主负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但中央政府没有规定自身的财政责任，也没有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责任。

　　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城市公办学校的经费主要由区县政府负担。对区县政府来说，农民工带来的税收等利益没有全部得到，但其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却要全部负担。“这是区县政府不愿接纳非户籍学生进入所属公办学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