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Harald Beschorner教授在教育差异存在的必要性这一问题中强调到，政策任务和受其影响并委托的高校体制质量保证机构由于此原因，在经过不恰当的考虑后消除从前体制方面的差异，并且由此废除各计划的独特优点，这是不可能的。甚至连科学委员会都制定了目标，要推动改革后的高校教育形式的发展，而不是阻碍它。改革不仅包括对未改变的科学理论内容以新的教授方式授课，例如：电子学习手段，而且鉴于科学研究以及今后理论学说与实践经历一体化，还包括推动将实践中学会的能力运用于科学认识的发展。学习内容必须系统地反映企业的真实性;应在企业实践中定期地尝试科学理论认识同方法进行转换。在委任的框架之下，对职业学校并不一定仅仅按照它继承了多少传统高校结构这一标准来进行评价，而是应特别根据其特殊教学法的发展程度来评判。这一教学法有助于转换和反映过程，并且转化为企业所需的特殊技能。在这方面使用的评价标准与纯学术性的高等学校使用的标准能一致，这是几乎无法想象的，。职业学校必定囊括其中的高校教育的不同体制为了让有雄心壮志的毕业生具有足够的吸引力，需要一个不同的委任体制。只有当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的模版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中不通过取消有同等价值的计划而成功保留差异性与层次性，才能获得最理想的教育拨款。同时，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双元制教育计划才能长期获得其生存权利并增强其吸引力。此外在这一道路上，德国教育事业为数不多的体制特征中有一个在国外享有盛誉，即企业与学校教育的双元性，它对德国教育体制国际化特点的形成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