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在线讯 为了促进中德高校的交流，汲取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建设经验，加深中德两国高校在应用型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听取企业界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意见和建议，由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主办，联盟理事单位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承办的于2013年10月21日在重庆合川召开，为中德两国应用技术大学专家学者、企业界及政府和机构代表搭建一个对话交流的重要平台。

Harald Beschorner教授

　　Harald Beschorner教授在“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未来”主题分享中提出将企业实践培训同在校学习结合起来的“斯图加特模式”。

　　Harald Beschorner教授指出在今天，这种模式的吸引力同当时完全一样与大学的发展紧密相关。一方面，看重对大学学习及考试惯例，高学术标准的遵循;另一方面，也重视从授课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习环境上区分学校。在众人对大学毕业生拥有的公认厉害的抽象能力表示敬佩时，在大学校园里也经常出现批判的声音。批判大学生们只遵循理论知识，缺乏对所学内容的运用能力。这样渐渐地连科学企业有成就的知情者也对教授们遭受的压力发表批评意见，如果他们迫切想在事业上声名鹊起。受重视的仅剩下出版物，如果发表了，那就必须是所谓的A类期刊，国际性的杂志。同内容说服力和实践重要性相比，这些杂志片面地把形式方法论置于中心。这并非偶然，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米歇尔·胡特最近才在商报的一篇文章中抱怨了这一微不足道的贡献，为解决当下的金融市场危机学术界有能力作此贡献。

　　Harald Beschorner在学术化的危险性中指出，高等教育体制日趋抽象化，对这些原本已投身于实践教育的机构，即应用技术大学来说，这应对已开始日渐严重的“学术化”负责。政治层面的整顿过程有利于促进教育体制中普遍的有组织的“同构现象”产生。这与“体制论”的萌芽协调一致，能为人所接受。“同构现象”再次被视为学术改变的原因。实际上这一设想具备理由，与所谓的“博洛尼亚进程”相关，存在着一种趋势，即为实现理想中的高度透明化而缩小欧洲高等教育体制的差异。事实上，作为国家认可的学士与硕士学习的前提条件，这一负有责任的委任迫使这些迫切想提供合适课程的机构按照统一的规定组织其学习活动。这些规定不仅与学习计划的基础数据有关，例如：教材类型和篇幅(学习量)，考试类型和数量，师资能力和结构，而且也同科学行政机构的组织结构及其自身的研究义务有关。这种实际通过“博洛尼亚进程”实现高等教育体制一体化的强制性被规定到了何种程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否将这一强制性归咎于参与委任过程的活动家们的某种基本态度，这些问题在此情况下可能会被提出来。实际上这种通过德国科学委员会进行机构委任的做法被专家委员会批评为保留原有结构，片面遵循传统高等教育体制观念。

　　Harald Beschorner在“未来的职业学校仍仅为双元制高校吗?”这一提问中说道目前由于某些原因巴登-符腾堡州的职业学校已转变为高等学校。显然，这绝对存在风险，职业学校特有的优点，例如：职业学校才具备的突出的办学灵活性，地区性，尤其是与企业的合作都可能会因为结构改革而丧失。尽管现在仍然声称，在被授予高等学校身份之后职业学校仍旧保持其组织方面的特点，但可能还是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鉴于在与合作伙伴巴登-符腾堡州职业学校的合作关系中大型企业与大规模的中型企业居于主导地位，现在是否保留原有的组织结构，这完全不是那么重要。这些企业也有能力同传统高等学校成功地进行合作，因为它们得承担双元制项目所需的高昂的合作费用。如果想让中小型企业也参与双元制教育，那么这一改变会出现问题。若职业学校所在的联邦州，按照高校准则并未计划要求获得国家拨款，这也会有问题，例如：一些由私人筹措资金建立起来的职业学校，如下萨克森州的职业学校，其负责机构由企业、协会和地区团体组织组成，它会通过计划指标或联邦州法律预先确定高校的组织结构。这些结构除了有许多其他特征外，首先有一点，它们很昂贵。对研究活动寄予的希望，学术机构合适的组织强度以及高校基础设施导致费用明显增加。这使得有可能主要通过学费自筹资金的职业学校觉得，说服企业在双元制教育方面同自己合作日渐艰难。因此有些人会被排挤出该模式。对他们来说，双元制学习这一培养下一代和获得技能的途径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如今中小企业显然必须在人事方面比大型企业更加努力。今后由于人口变化，要想聘到合适的员工，这对企业来说将会更加困难。职业学校开设的课程到目前为止在企业看来是增强其对毕业生吸引力的一个理想方法。因此必须以减少而非增加企业参与双元制教育的阻碍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