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

　　“在我之前，我们高中十年没出过上清华的学生了。”杨弘毅坐在清华大学最大食堂的一个角落里，局促而迅速地吃着午饭，“我一会儿还有课，暑假小学期的专业课，很难”。

　　1992年，杨弘毅出生在黄土高原一个只有30户人家的小村庄，父母都是农民，家里3个男孩，杨弘毅最小。一年一季种在20亩梯田上的玉米，是家庭收入最主要的来源。杨弘毅的母亲小学二年级就辍学在家，父亲念到初中毕业就没再继续念下去。

　　而现在，杨弘毅的3个室友都来自省会城市，其中一个有生物奥赛加分，一个是体育特长生。他的经历，在室友们看来不可想象。

　　不像城市里的小学，他上的小学只有一间教室，一到六年级的20个学生全挤在这间教室里上课。唯一的老师给其中一个年级讲课时，其他年级的学生就做作业。

　　上到小学三年级，杨弘毅觉得村小实在太差了，想转到县里的学校，但没有小学愿意接收，觉得他会拖班级的后腿。后来，一个在县城中学当会计的亲戚帮了忙，“硬把我说进去了”。

　　县城的教育经历让他很压抑，“基础差，拼音念不准，语文老师都笑话我”。

　　2012年6月，复读了一年的杨弘毅再次参加高考。报志愿时，班主任向他推荐了“专项计划”。

　　“这个计划，当时在我们省只招一个专业的学生，就算录不上也不影响第一志愿，我就报了。”结果，杨弘毅以低于清华大学在该省录取分数线30分的成绩，成为该省当年唯一通过这个计划进入清华园的学生。

　　回想起来，杨弘毅已很难记起刚来清华时的兴奋。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清华上的第一节专业课，紧张而不知所措。

　　“一上课，没听懂，心里很紧张，感觉周围人好像都能跟上。”课下，他按老师的讲义恶补，仍然收效不大。此后，就跟“条件反射一般”，他一上课就紧张，越紧张，越听不懂。

　　除了课堂上的自我施压，与同学的比较也让这个昔日的好学生“压力山大”。

　　谈到和其他人的学习差距，杨弘毅停下手中的筷子，眉头紧锁：“我真觉得自己悟性不够，智商低。我课后做四五个小时都做不出来的题目，很多人课上就做完了。”

　　学习的压力影响到了他的身体健康。最严重的时候，他去了校医院，拿回来一张“强迫症”的诊断书，“断断续续吃了两个月的药”。

　　同样感觉学业受挫的，还有来自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的温发琥。他是清华大学首批“自强计划”选拔出的29人之一。

　　温发琥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父母在镇上摆摊卖水果，“勉强维持生活”。高考那年，清华在甘肃理科的录取线是658分，他考了625分。借助“自强计划”的选拔，温发琥进入了清华。这在他的中学是件大事，因为该中学也已经十年没出过考上清华的学生了。

　　但这种荣耀很快就被学业压力盖过。2012年11月，第一次期中考试，温发琥的几门功课分数都在70分左右，颇感心情不顺的他，在网络上感叹道：“我真想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资格继续待在这个地方。”

　　被英语系录取的张辉也是如此，他入学后“很头大”：“我当时没想到会被调剂到英语系，第一志愿报的是法学院，没录上。”

　　高考前两个月，张辉得知自己通过了清华大学“自强计划”的选拔，满足高考总分降60分录取的条件。让张辉头疼的是，英语并非自己的强项，而同班同学多为大城市重点外国语学校保送或考入的学生，“听力和口语基础都比我好太多，我感觉很难追上他们，努力之后成绩也还是居中下游，大一整个学年都挺消沉的”。

　　苦恼

　　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杨弘毅只有在家乡才能感觉到家乡人对这一身份的“骄傲与尊重”。

　　但清华园的生活跟他原来预想的不一样。没来清华前，杨弘毅憧憬的大学生活轻松而又丰富多彩，“除了学习，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他对社会工作很感兴趣，也期待遇到一个“质朴、善良”的女孩，在校园谈一场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