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解决异地高考问题需要一个有序逐步推进的过程

　　异地高考不仅仅是一项教育改革，还涉及到地方发展、资源分配、人口管理、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是一项综合改革，堪称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区域经济和教育发展很不平衡，人口流入量和教育资源配置极为不均。如在人口输入地集中的北京、上海、广东，2010年按现居住地户口登记在外省的人口分别达到704。45万人、897.7万人、2149.78万人，2011年三地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分别有47.8万、50.2万、339万之众，均占到当地生源的四成以上。庞大的人口规模与城市资源环境、公共服务有限的供给和保障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非常突出，特别是一些特大城市的基础教育承载力接近饱和。各地以往对教育的投入和规划都是按照户籍学生配置，而非按照满足激增的外来人口需求。同时，由于北京、上海等城市拥有丰富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考试和招生配额方面的优势形成了所谓的“高考洼地”。例如，北京、上海分别有26所和9所“211工程”高校（全国共112所），7所和3所“985工程”高校（全国共32所），36所和9所中央部委属院校（全国共111所），且有不少高校在属地招生的比例接近教育部规定的30%上限。如果在现有政策、指标环境下全面放开异地高考，外来人员子女势必“分享”流入地户籍考生上大学、上好大学的权益，还会引发“教育福利拉动型”人口增长，从而导致基础教育阶段“入园难”或“入学难”问题长期存在，使得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进一步加大。户籍制度的樊篱，高教资源的不均，生源利益的难调，使这些地区对出台异地高考细则审慎对待亦在情理之中。

　　异地高考本质上是城镇化进程中现有城市管理体制对非户籍人口权益保障不能包容所造成的问题。异地高考要取得实质性进步，核心在于平衡资源、利益与公平问题。这里涉及到两个关键制度点：一是现有户籍制度对教育权利与机会的强约束力，二是分省定额的计划招生体制。若向深层追问，全国范围内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以及接受高等教育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乃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于这些问题的根本性解决方案，国家已作出长远规划。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这种基于高校与考生之间相互选择基础上的高校自主招生体制，自然将打破现行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的制度。

　　但是，户籍制度和高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需要智慧和时间。即使按照常住人口配置教育资源，充分满足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也还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新增教育资源能力的形成（无论是土地征用、校舍建设还是师资的培养等）需要周期，况且我们还需要将教育经费或教育资源的增量优先投放到义务教育阶段学习机会的保障方面，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重点则是权利和规则的平等。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高考改革思路，今后要建立以统一入学考试为基本方式，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录取的高校自主招生体制。在这一招生体制下，高校在考生录取方面将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必须有监督制度和诚信机制跟进，而监督制度和诚信机制的建立决非短期内可以完成。至于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则更需要在长期发展中才能解决。

　　总之，异地高考改革当然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但各地随迁子女情况多有不同，高考环境条件也有差别，因而由各地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拿出具体解决办法，有序逐步推进，显然要比全国“一刀切”更贴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