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早就埋下了伏笔

　　刘丙表示，当天的风波由来已久，“早就埋下了伏笔”。他说，矛盾主要体现在行政人员的年终奖比教学人员高出很多，而且，行政人员有更多的出国机会，更重要的是，行政人员出国不需自付经费，而教学人员则需自费1/3的经费，等等。

　　他说，“网络版方案”也是产生积怨的重要原因，这是学校的第一个版本的方案草案，该方案在正式推出之前，在学校中高层领导讨论交流时，有人将该方案的主体内容散布出来。

　　该方案受到了广泛批评。学校发出紧急通知，邀请对该方案有意见的教师跟校领导当面沟通。2012年12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五下午，“沟通会”正式举行。会议上，校领导的半小时讲话引起教师不满，认为“既然是听取教师的意见，就应该由教师讲”。随后，多名教师措辞激烈地表达了对该方案的不满。很多老师表示，教授和处长的收入差距有3万多元，要想达到处长的收入水平，需要上几百节课，显失公平。

　　针对教师们提出的问题，校领导表示“虚心接受，会考虑大家的意见”。

　　随后，“网络版方案”被搁置，后来在“两会”上讨论的方案，是用“系数”定收入的新方案。

　　2013年3月初的一个星期五，新方案被提交讨论，但是，教师被要求不得拍照、不得录像、不得复印、不得带走，只能看，看完后，方案将全部收回。

　　此举加剧了教师的不信任感，但教师仍按要求进行了讨论，并汇集成书面材料交给了学院。

　　“遗憾的是，大家提交的书面意见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复，没有任何解释。”有教师告诉记者，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不但未接到任何反馈，反而接到“学校两会”将审议方案的消息。

　　多名接受记者采访的教师表示，撇开绩效工资改革方案本身是否公正合理的问题不论，引发这次风波的关键在于，校方的改革方案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没有“自下而上”的流程，决策者未进行充分的调研，也未对教师提交的意见作出答复。“程序上存在瑕疵。”他们说，“校方对方案遮遮掩掩也加剧了教师对决策者的不信任感。”

　　而校方人士则表示，方案的修改已经体现了教师的部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