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坚定的异地高考反对者、老北京人“阿庆”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定要把计划生育这一项写入异地高考准入门槛，“否则，让超生者得利就是对守规者的惩罚”。

　　实际上，现行的居住证转沪籍政策已明确要求申请者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而如果居住证A证也对超生者关闭，那么，超生者之于在沪异地高考无异于一票否决。

　　“超生的孩子有原罪吗？这个逻辑绝不成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记者谈到，“父母超生，如果要追究责任，除了当事人，被问责的应该是当地政府，试问他们为何未能将基本国策落实到位？而孩子既然已经存在，那就不能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

　　“同时，由于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京沪籍人的自身利益确实存在受损的情况，现有政策对独生子女也有一些照应，比如独生子女补贴，但这些完全不足以弥补损失。不过，不等值的问题也应该向政府问责，而非迁就于超生的孩子。”储朝晖说。

　　“通过惩罚孩子来维持计划生育，这其实是在为社会培养罪犯。”张千帆解释称，“如果这个社会需要通过剥夺儿童的受教育权来惩罚父母超生，那么，别的不说，这些黑户孩子无法得到正常的教育和工作、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那么，试问，这个政策将为社会制造怎样的人群？”

　　对此，老崔的看法代表了不少户籍人口的意见。他告诉记者，“义务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目前，在义务教育经费尚未流动起来的背景下，上海实际上已向随迁子女开放了小学和初中，而且准许他们入读中职，这已经体现了上海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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