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爹”游戏？

　　事实上，2012年12月30日，北京方案一经曝光，便由于只字未提大学本科的开放时间，立即引发质疑。而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线联平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了异地高考政策难有突破的原因。

　　限制首先来自于资源。据称，北京市目前的常住人口为2000多万，已超过国务院2003年批复的总体规划中所提出的“到2020年控制在1800万人”的调控目标，由于人口集中，资源环境正面临严峻挑战。

　　其中，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突出。线联平称，由于随迁子女人数快速增长，到2014年，北京市一年级入学人口将从目前的10万剧增至18万，小学在校生总量则预计从68万跃升至84万，而且之后几年还将持续增长。

　　资源紧缺也正是不少京沪籍人士反对异地高考的主要原因。上海“守沪者联盟”的发起人老崔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现阶段放开异地高考，那么，大量欠发达地区的人口会涌入相对发达的城市，这对于城市管理来说是极大的负担，故而，上海有必要设立一定的异地高考门槛。

　　这一门槛目前体现于《上海市居住证管理条例》(草案)。其中指出，对于子女可在沪中高考的A证，申请者需提供学历、职称证明、一年以上的劳动(聘用)合同或投资开业证明，以及参加社保的证明；C证的要求则是6个月以上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营业执照，以及参加社保满6个月的证明，而第三种T证没有对学历、社保及劳动合同作出任何限制。

　　“过去，上海居住证分为引进人才类、普通就业类和投靠就读类。现在的A证相当于人才类，而C、T证则是就业类。从以往上海对引进人才类居住证提出的要求可以推知，新的指标体系下，积分较高、获得A证者一般至少要具备知名大学的学历、一定的职称并且从事某些工作，而普通进城务工人员根本无法跻身。”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告诉记者，“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是其中的职业歧视、学历歧视，归根结底又可以称为行政歧视，也就是，当由行政机关决定谁是人才的时候，他们首先将学历和职业作为重要的标准，并将之与子女的教育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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