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点评

　　异地高考是关系国民待遇、社会公平的大事件。中国改革是从35年前恢复高考开始的，当时的改革主要解决吃饭的问题，今天则主要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高考的歧视性安排，是社会不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上亿农民工子弟和城市中高社会阶层流动人口来说，可能是最大的社会不公。

　　“一个地域歧视盛行、考生不能公平竞争、人才不能自由流动的国家是不可能强盛的。”在浙江异地高考新政以“全国门槛最低”的姿态面世后，《钱江晚报》在其官微中为高考制度搭脉：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指挥棒，35岁的高考已病入膏肓。吊诡的是，其生于计划经济，却在为全球最大市场经济服务。假如按地域划分权利，是对自由选择、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原则的践踏。

　　“穿上校服，孩子们都是一样的”，教育面前本不该有地域歧视和门第之见。不论是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抑或河南人、安徽人、贵州人，都是“同根生”的中国人。对于那些到各地教委陈情反对异地高考的市民，专栏作家赵楚贬其为“投机”，他认为：统一的教育从来都是统一的国家和社会认同的基础，鼓励任何教育割据的观点本质上都是在摧毁统一与自由中国的前景。

　　如今，异地高考进入实质操作，议论和担忧纷至沓来。这就是当下改革面临的现状：“利益主体各有诉求，社会舆论各执一词，得过且过的逃避和乌托邦式的苛求并存。”

　　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红利是显而易见的。假如说“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那么，“十里洋场”也绝不单单是本地人的功劳。但如果仅仅将异地高考政策看成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利益补偿，必然会陷入地域之争和利益群体间的口水战。应该明确的是，实现异地高考不是东部对西部、城市对乡村、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补偿，而是全社会对公平追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