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治校，让校园回归单纯治学

　　回归到以学生和学术为本位，让行政为学术服务，让教师都能安心教书、做研究……中外合作大学的实践直触体制内高校备受质疑的沉疴。

　　无论是新近出现的上海纽大、昆山杜克，还是此前成立的宁波诺丁汉、西交利物浦等，他们在给中国学生提供更多教育选择的同时，也被赋予“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探路者”的使命。

　　在昆山杜克大学正式建校的新闻发布会上，校长刘经南就宣布，学校将坚持按照现代大学制度制定学校章程，构建内部治理结构，突出教授治校原则。短短数语道出这所中外联姻大学将践行的全新办学理念。

　　在西交利物浦，行政人员会告诉你，始于校长，行政与教学就泾渭分明。根据学校制度，涉及学术发展事务等均由教师组成专门的学术组织或委员会处理，行政权力不得干涉，而是要利用权力和资源为学术活动提供高效的支撑。“在大多数的评审表格上，没有行政人员签字的地方。”一位副教授如是说。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张红霞曾指出，与普通高校相比，西交利物浦最大的特点就是“去行政化”。“我们很多大学衙门化色彩太浓，校领导、中层领导都有行政级别。级别越高，能获取的资源越多，致使很多教师难以安心做研究，都想当行政领导。”

　　实际上，“教授治校”、“去行政化”在中外合作大学是最高频出现的两个词。在教育研究者看来，“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而是要回归到以学生和学术为本位，让行政为学术服务，让教师都能安心教书、做研究。

　　中外合作大学的使命还不止于此。

　　“上海纽约大学并不是纽约大学的上海分校。”“昆山杜克大学不是武汉大学、杜克大学这两座母校的简单叠加”……无论是俞立中，还是刘经南，都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外合作大学不是“复制粘贴”，而是优势互补，是对全新大学的探索与示范。

　　“当你在学习别人的时候，别人其实已经有瑕疵了，中外合作办学要有创造新模式的勇气。”在席酉民看来，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知识获取变得便利，网络革命彻底颠覆了传统大学的教学方式，探索一所新大学迫在眉睫。

　　目前，世界上有三大高等教育体系，北美的大学体系有足够的灵活性，学生有自我设计的空间，例如，拥有众多的选修课和自由转换专业的权利；英式的高等教育有着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每个教学环节的质量；中国教育重基础，学生的基本功扎实。从中外合作大学办学者透露的办学规划可知，对这三种模式皆采取开明态度。

　　各种关键问题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种种改革能否“移植”给国内本土高校？有“体制内”高校领导者直言不讳，“中外合作大学有体制优势，没历史包袱，所以中外合作大学干得成的事，传统大学只能看，没法干。”

　　对此，席酉民并不赞同。“这个问题涉及三方面：体制、管理、教学。在现有体制下，依然有很多管理架构、管理效率、教学模式等可以改变，关键是想不想改。不要把体制当成不作为的借口，这样会失去很多改革的动力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