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注意另一个问题：很多校长清楚大学的问题(在各种场合主动谈到，鞭辟入里)，但在办学中却难有建树(不愿或者无力推动教育改革)，而在离任后又对此表达遗憾(展示自己的内心不安和良知)，这种纠结的状态，实际上展现了校长们面临的困境。

　　在目前的环境中，以言和行归类校长，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官话+传统办学(占大多数)，二是抛弃官话+传统办学，而真正的锐意改革者少。第二类校长的办学行为虽然难有根本性的改观，但因为敢说，已属难得。

　　毫无疑问，今天的大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校长们的主要遗憾，来源于体制。管办评一体化的教育管理体制，限制了大学办学自主权，使大学严重行政化与功利化。但是，如果把所有问题都推给体制，而把一些校长的不作为、乱作为也归到体制头上，则不应该。

　　其实，在今天的教育体制中，学校的主要领导凭借智慧、勇气和努力。也是有作为空间的，一是消除不该在自己身上发生的教育问题，努力做职业化的校长，包括不打招呼、不动用职权干涉招生;实行学校民主决策，不搞一言堂或拉帮结派;实行利益回避，不搞权力通吃。二是在学校办学中，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包括迎接上级评估、检查时的弄虚作假，以及申请课题、项目时的跑要和公关。对这些不正之风，学校主动或被迫迎合只会加剧其程度，只有鼓起勇气站出来反对，才能防止其蔓延。三是依法治校，杜绝侵犯学生权益、教师权益的行为，同时用法律武器捍卫法律赋予学校的权利，而不是有法不敢依。

　　校长和教授群体其实是推进整体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尤其是校领导，只有在任上积极作为，负重前行，才能减少离任时的遗憾。但一些校长和教授们严重的自我体制化，加重了我国大学教育的顽疾，如今，已鲜见校长、教授对学术道德的堕落、学术尊严的丧失感到内心不安了。以“根叔”的影响和地位，他能在离任时迈出这一步，就显得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