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到过一些落后地区。在一个闭塞的县城，他到了当地“最顶级”的一所中学后发现，学生一半以上都是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子弟，剩下一多半就是当地有钱人家的孩子，鲜见真正的农村孩子。

　　“上不了当地最好的高中，他们怎么上重点大学?”俞敏洪说。其结果，这8.5%或10%的新增名额就是被贫困地区的“政府子弟”或“有钱人家的孩子”占了。

　　接着，他讲出了自己眼中的升学逻辑。

　　“出国读书的孩子，政府领导子女占了一大半。不出国的，北大、清华、人大都被(干部子弟)占了。他们难道是作弊的吗?一点都没作弊。因为这些孩子从小就受到了最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教育，不可能考不上名牌大学。”俞敏洪说。

　　“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即便是在出口处加8.5%或是10%的重点大学的招生计划，似乎也难“填平”起点处教育投入不均的鸿沟。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所言，在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前提下，所谓加大比例的做法则很有可能演化成新的不公平的加大。再者，简单拉伸比例，不是照顾而是讨巧，反而会害了农村孩子，“如果学生成绩没到，硬拉到重点大学，学生自己也会抬不起头来，进一步影响毕业后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