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如果我们聚焦中国高层次人才，就会发现他们的外流率颇为可观。国内名校的留学趋势蔚然成风，以至于几年前有报道称，培养美国博士毕业生最多的两所本科院校，不是哈佛、耶鲁，而是北大、清华。仅在2006年，两校各有500多名本科毕业生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而且这些留美博士绝大多数选择继续留在美国工作。在美外国博士毕业5年后留在该国的平均比例约为六成，中国毕业生的这一指标却高达九成。笔者自己的研究也发现，就职于世界500强大学的中国科学家，约有三分之一在国外就职。因此，人才外流的症结主要不在规模，而在乎层次。

　　这些旅居海外的科技英才给中国带来多少损失?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人才概念。一是具备某种特殊秉赋的人，如天才少年;二是已经取得某种成就的人，如杰出学者。北大、清华的本科毕业生出国深造，需要在西方经过多年研究训练，才能成为成就卓越的科技工作者。西方大学为他们投入了巨额奖学金、一流的师资队伍和便利的研发环境，这些都不是中国目前能够提供的。我们既不能假设这些天才少年留在中国就会成为同样杰出的人才，也不能认为中国理应完全享有这些人才。

　　其次，我们并不清楚技术移民带给祖国多少正面效应，是否足以补偿中国花在他们身上的公共教育投资。例如，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金碧辉等人发现，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科学家同美国学者合作发表的论文中，七成都有海外华人学者的参与。海外的华人科学家很可能提升了国内同行的科研水平，而这种国际合作的收益就很难量化。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所言：“大家光是看到多少人才跑到美国去了，跑到英国、跑到欧洲去了，却没有想到通过人才的流动中国所学到的东西，这些是无形的，并且是非常关键的一些经验。”

　　最后，损失程度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中国”。当我们使用“人才流失”一词，似乎人才会像水土一样流失。其实他们并没有消失，而在另一块土地生活着。技术移民的确离开了中国领土，可他们仍是中国公民;即使加入了外国国籍，仍然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当我们讨论“中国”的损失时，也应当将他们的利益考虑在内。

　　中国有句古话“人挪活，树挪死”。我们这个安土重迁的农业民族早已认识到，移居是谋生的重要出路之一。今天，中国已经成为拥有最多海外侨民的国家，优秀的中华儿女活跃在世界各地。如何利用这一海外人才储备，使人才外流由“祸”转福，这是21世纪国人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