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确实是这样。如果在高考之外，学生有广泛的出路，我想没有人会对高考弃考大惊小怪。在很多发达国家，也有相当数量的高中毕业生，不选择马上进大学，而是直接工作，或者在工作几年之后再进大学。因为在这些国家，学历不是用人的重要标准，而普遍关注人的能力与素质。

　　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当前单一的人才评价体系，打破“唯学历”的用人体系，给所有人多元化的成才选择。在这个基础上，成绩好、会读书的可以通过上名校成才，成绩一般甚至较差的学生也可以通过上二本、三本以及高职院校等方式成才。

　　高考弃考人数如果继续增加，会否推动教育制度与教育模式的变革？

　　熊丙奇：弃考并不完全是坏事，我希望能以这种方式倒逼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的改革，但目前来看成效并不明显。

　　至于如何改，这个有必要具体分析弃考的原因和人员流向，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如果是因为出国留学而弃考，意味着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不强，部分考生“用脚投票”，国内的高校应该反思，如何提高教育质量，给受教育者更好的教育回报。

　　针对“就业难”而导致的弃考，我们应打破学历社会僵化的用人标准，给所有学生多元的成才选择，特别是提高高职院校、民办高校、社会培训机构的办学水平，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有成才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