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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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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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份生物学专门的课程表，内容完全是新式的近代生物学高等教育。但由于“分科大学”1910年才正式筹办，加上师资与学生来源困难，动植物学门实际上并未设立，因此大学的生物学科教育在清末并未真正开始。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1913年，教育部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将清末的“格致科”改为“理科”。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生物学分为动物学与植物学两门，并对两门学科的课程进行了明确规定。

　　民国初年的生物学高等教育主要集中在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或农业专修科、教会大学理科中，其中生物学教育较有影响的有北京高师和武昌高师的博物部，南京高师农业专修科。1921年，秉志在改组后的东南大学（原南京高师）农科创办了国内第一个生物系，揭开了国内自办生物学系的序幕。其后，厦门大学于1922年开办动物学系、植物学系，北京大学于1925年创设生物学系，清华大学于1926年设立生物系，复旦大学于1926年改心理学院为生物学科、1929年改为生物系……。据统计，到1930年国内设立生物学系的高校已有30多所。

　　20年代初，秉志、胡先骕、陈焕镛、胡经甫、陈桢、周太玄等生物学者相继学成回国，受聘到一些大学、高师任教，针对当时生物学教育水准低下的实况，他们从多个方面努力加以改进。周太玄曾从组织、设备、人才三个方面来探讨提高生物学高等教育的水准，并指出：“人才实为三项中最重要者，亦为先决问题。若人才未备，则万不可迁就设立。”胡先骕认为要使中国植物学教育事业发达，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无论初级或高级中学，学生须有实习时间以亲自去证明教材与教师所讲授之理论；二、学校须有完善的仪器、书籍以供教师与学生研究参考之用；三、教师附近教授功课外，必须时时研究与采集植物标本；四、教授法必须改良，使学生理解植物生命之作用，不徒记忆若干条列与不相连之事实；五、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宜鼓励教员进行研究，予以充分的书籍、仪器设备，使教员有作研究之机会。

　　20年代中后期，又一批留学生学成回国，从事生物学教育。如李继铜，1925年在美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在金陵大学任教，1926—1929年主持南开大学生物系，1929年执教清华大学生物系。李汝琪，1926年回国，先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1927年被聘为燕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时贝平璋，1929年回国，筹办浙江大学生物系。罗宗洛于1930年从日本学成回国，先后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生物学教授。张作人，1932年归国任中山大学生物学教授，1937年任系主任。1933年，汤佩松归国到武汉大学生物系任教，谈家桢到浙江大学生物系任教等。这些留学人员的归来，不仅改变了国内合格师资奇缺的现象，使国内生物系的师资力量得到加强，而且带来了先进的专业知识、先进的教育组织和管理制度，成为我国生物学科教育体制化建设的推动者与中坚力量。随着这些生物学留学人员的回国执教，国内各生物系所设课程也不断得到扩充和更新，开设出许多新课程，尤其是实验生物学课程，一改过去偏重分类学和形态学等“描述性”课程的局面。1929年，寿振黄在清华大学开设胚胎学课程；1930年，蔡堡在中央大学开设胚胎学和实验动物形态学课程。1930年，清华大学与中央大学理学院、农学院都设有遗传学课程（清华大学由谈家桢讲授），专门介绍孟德尔遗传学、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德佛里斯的突变论和高尔顿的优生学。此外，汤佩松在武汉大学开设普通生理学，罗宗洛在中央大学开设普通植物生理学（农学院）和植物生理学（生物系），尤其是农学院还专门开设遗传育种学等。同时国内在生物学科教学方法与教育理念上逐渐成熟，注重基础，进行通才教育。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认为：“一个大学功课所以要各科系的打通，同注重基本的功课，是要使大学毕业生具有普通的常识，了解基本的理论，毕业以后才能够离开别人的指导，而单独工作，继续研究，这才是目前中国大学应有的效果，并不希望把很多高深的理论和专门问题，都要一一灌输到学生的脑筋里去，毕业以后个个立刻成为大学问家，而且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如当时清华大学生物系的课程设置充分贯彻了宽口径、重基础的通才教育思想，以实验生物学为教学的主要方向，所开设的20门必修课程中，只有“遗传与演化”和“生物学史”两门没有实验，其余都有实验安排，以培养学生的实验动力能力，养成生物学科本质上是实验科学的理念。中央大学生物系的培养教育目的是为生物学界培养有用人才，强调“在于精而不于广”，注重基础、严格训练、注重养成解决问题和实验工作的能力。1928—1934年全国各大学理学院在校本科生总数为791人，1931—1937年全国大学生物学本科毕业生为811人，1938—1944年为822人。

　　1934年，教育部颁布《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对大学设立研究院制定了标准，包括对研究院的院长、教授、学生、肄业年限等均有详细规定，推进了我国生物学科的研究生教育培养工作。至1936年1月，全国大学理科（农科）研究院中设有生物学部的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农科研究所农木植物部），并均招收研究生。

　　1937年日本入侵之后，使中国的科学与教育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但生物学科教育并未因战争而停止，国内大学生物系人才培养规模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系别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总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