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改革及“去行政化”

　　最大的问题是人的观念

　　记者：你认为，南科大现在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

　　朱：我们是体制内的高校，是政府办的，公办的，教育部批准的，但我们要努力探索体制内的各种弊病，走出一条新路。比如刚毕业的这两名学生，这是中国自解放后的公办大学毕业生中，头一批自授文凭的，公办大学全部都是教育部统一授文凭。

　　记者：改革的尺度在哪儿?

　　朱：没有什么尺度。我们自主招生，大家刚开始都反对，都质疑，都说不行，怕学生白读了四年，因为没有国家文凭。但是，我们有信心，学生也有信心，他们就是开路先锋，最后结果得到国外一流高校的认可，这就是他们探索成功了，而且他们一辈子的自授文凭都是他们骄傲的资本。

　　记者：如何理解这种教育模式?

　　朱：这个局面就相当于公务员下海的问题一样，你下海了，以后的退休金、养老金就没有了，公务员特权也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敢下海，而真正敢下海的人都赢了，很快中国的观念就变了，这些下海的不仅没有吃亏，而且他们都走在时代的前列，你刚才问的问题就是教育界下海的问题，拿教育界的自授文凭就相当于下海，刚开始可能觉得要吃很多亏，如考研什么的，但是在国外没有这种障碍。

　　记者：改革最难的地方是在哪里?

　　朱：最难的是观念。比如“去行政化”，上级部门对我们不要有行政的手段来管，这个就很难。如管钱的，上级各部门都有一套规章制度，他就要用这个来管你，而且学校的投入产出他要考核，从他的角度来看，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从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来讲，他的那套管理就是完全行政化的，那么这就取决于上面领导是否开明，觉得学校应该用特殊方法来支持，不要用这种行政的手段。

　　记者：能否举例?

　　朱：行政管学校最典型就是买东西招标，他(深圳市政府)有一套严格的规定，而我们买的东西太多，也很专业，买的科学仪器不是很多公司都出的，谁价格便宜就找谁的，而是只有一家公司出，价格还没有商量，那学校如果按照规定招标，那怎么招标呢?

　　记者：如何化解这种矛盾?

　　朱：我们不断地冲撞，不断地磨合，从而得到学校的自主权，原来规定10万元以内由学校自己组织招标，市里不管，现在50万以内都可以自己招标。我们说服他们，仪器不能够像商品那样多家投标，重要的是质量最好，现在他们已经开始理解了。

　　记者：除此之外，学校内部的“去行政化”呢?

　　朱：学校有很多干部是教授组成的，我们要去行政化，就是每一个管理人员都要对自己的职务负责，而不是光对领导负责。去行政化，就是说不是按行政管理体系谁官大谁说了算，而是谁有真理，谁是对的才怎么做，所以每一个人员都遇到观念上的考验，你遇到问题，如果你上司说得不对怎么办，你服从上司还是顶住，是对职务负责，还是对上司负责。

　　记者：这是南科大去行政化的核心吗?

　　朱：是。去行政化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观念，如果我们有大批有风骨的人，就是要对职务负责，就是较劲，就是要真理，那去行政化就很容易了，现在问题就是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多数都不是这样的，去行政化就很难了，大多数人都看到上面领导的意图，揣摩上面的意图来运作，困难就在这儿，所以去行政化要真正实现，不是规章制度就行，是一代人要培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