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平衡的矫正，必将是一个众多因素综合发酵的漫长过程，绝不可能仅靠教育模式的变革单兵突进，而必须多管齐下，政府、社会、家庭均应积极顺应、有所作为。比如，政府人力资源部门在职业晋升通道上，应对技术型人才敞开公平的大门;社会也应及时顺应这种大势，比如广东卫视推出的“技行天下”节目，“为劳动选秀”，获得高度评价;此外，家长也宜更新观念，灵活选择孩子未来的职业道路。

　　其二，在更合理地引导学生分流的同时，如何避免出现新的一“分”定终身?毕竟对于很多初中的孩子而言，未来还太模糊、社会还太遥远，学习成绩的“好坏”也可能只是暂时现象。必须允许他们选择错了，还能有“后悔权”、“反悔期”，更能有“回头路”。必须在两条路径之间设计一些低门槛的交叉线、汇合点或者“便桥”，让奔走在它们上面的年轻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变化，及时调整职业方向，而不至于只能“一条路走到黑”，让一项有着深远政策善意的改革，在一些时候变相成为阻碍寒门学子向上层流动的玻璃门。这对避免新的社会分工的不公，至关重要。

　　其三，回归“技术类”院校，对一些学校可能意味着“被降格”，对那些潜在的自认“被降格”的院校，怎么做通思想工作?在扶持、打造这些“地方名片”上苦心孤诣、投入不菲的地方政府又该如何做通思想工作?在一些学校和所在地方看来，好容易“升”上来、成了研究型大学，又要“降”回去，肯定百般不愿、千般扭捏。对此，恐怕亦需做好充分的心理和政策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