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央为主体的政策通过“顶层设计”、“顶层推动”等策略解决社会问题，而以地方为主体的政策则以先行先试、因地制宜为特征。实质上是一种放权分责的策略，赋予地方政府最大限度的权力，以规避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带来的风险。按照教育部官员的说法，异地高考“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要考虑城市承载能力，尤其要考虑影响原户籍居民的考生利益”。

　　尽管中央教育改革的规格越来越高，但它所承担的责任却并未与之匹配。早在2010年，国务院成立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的刘延东亲自担任组长。此后，为完善改革决策咨询机制，2010年11月，国家层面又成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这是中国教育史上首次设置专门机构对国家教育重大改革发展政策进行调研、论证和评估。2012年7月，为对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成立，由教育、科技、经济、法律、管理等领域的26名专家组成。

　　然而，适时灵活的策略性调整造成了权责配置失衡的缺陷。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改革，高考改革存在事权分配关系，但这种分配不是建立在制度规定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灵活度大但权威性相对低的政策规定上。同时，由于权力和其他资源的分配往往是通过上下级政府的讨价还价来确定，责任的认定也不得不依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所以极易导致主体虚置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