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的困境，中西学者同样归因于方法论。巴勒克拉夫说，那些力求立场“客观”的人，终于不能突破“西方中心”，是因为“他们身边使用的那一整箱工具却全是由欧洲制造的，恐怕一时还不可能将它完全更换”。中国学者指出，这“一箱工具”就是西方“历史学研究的诸多核心概念，如工业革命、现代性、资本主义以及个人自由”，西方史学家正是“凭借这些基于欧洲特定经验所产生的概念来阐释欧洲对现代世界的支配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种方法论的局限，不仅西方学者“挥之不去”，非西方学者也难以超越。在这一点上，中西学者所见略同。为什么“挥之不去”？根子还在于西方人所谓的一元的物质进步论。可见，认识方法只是表象，问题实质是价值标准。有一个问题问得好：假如由东方人按自己文化传统书写，全球史还会像当下流行的那样充斥物质主义吗？
于是，中外世界史学家都呼唤价值标准的统一。汤因比晚年曾经说过，要正确地认识全球性问题，唯有建立“世界国家”，重建人类统一的价值观。中国学者齐世荣曾说，只有“各国学者……抛弃国家、民族的偏见，通力合作，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如实地反映各个国家、民族在人类世界上做过的贡献，如实地反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西方学者面对“谁来制定世界公民标准”、“谁来勾画人类故事”的问题，发出“世界史是可能的吗”的疑问。中国学者认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史学家，就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哪一个时代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很难达成共识，只要在这些涉及价值的判断上各执一词，短时间内很难产出令人满意的世界史。
面对这种困局，西方后现代主义选择了“逃避”，而有些中国史学家也正在以类似方式使自己“乐观”起来。有人说，既然统一的价值观不可能形成，不如放弃对“主导性叙述”的追求，让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撰写本文明的历史，全球史体系留给读者自己在比较中建构。另有人说，“每一位新的世界历史叙述者都在（自己心目中）重构世界历史……我们不能要求作为个体的世界历史叙述者超越自我中心，撰写一部他人的世界历史”，既然每个叙述者“都想表达自身的价值……（而）这些价值是否成为普遍价值却依赖于读者接受的程度”，那么“重构世界史”就是“尽可能多地丰富世界历史文本，令读者可以按照培养自身世界观的需要不断进行选择”。
无论是悲观的感叹，还是“乐观”的建言，都体现了当代中国史学家对宏观世界史学的严肃思考。但我认为，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即使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不断修正和补充，以逐渐接近共识。当前，如果能够将现代文明的困境考虑进去，把“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这样的命题列入价值标准，将中国史学重视道德评价的传统吸收进去，就能写好世界史，裨益于和谐世界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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