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广东省异地高考政策正式向社会公布，广东从2013年开始分步实施随迁子女就地升学考试，2014年起符合条件的考生可在广东借考，2016年起可在广东参加录取。作为异地高考的重要配套政策，各地市异地中考政策将于明年3月底前出台。（羊城晚报12月29日）

　　备受争议的北京、广州等地相继出台异地高考方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民心所向，也是一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显露出自信与成熟的表现。面对举步维艰的异地高考方案，有人认为仅仅是地方政府的权宜之计，是碍于大限将至不得已出台的“不靠谱”政策，这种说法是否属实，笔者无从知晓。异地高考方案的出台，的的确确堪比一位母亲的生育史，从最初的酝酿，到之后的阵痛，再到最后的生产，几乎是与城市化进程的脚步齐头并进。在为异地高考发声时，我们往往选择同情弱者，也就是举家进驻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既得利益者，也就是享有更多更好资源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当地考生家长以及政策制定者。其中，政策制定者是最饱受争议的一群人，其兼具的双重身份——既是游戏的制定者，同时又是游戏的参与者，往往成为外地考生家长批判的焦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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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广州的异地高考方案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结果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历史经验告诫我们，切莫因为一味地追求公平造成另一个不公平。教育部重拳出击，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确保教育公平公正，不难看出其一番苦心。但教育基础设施薄弱、资源分配不均、高校去“行政化”举步维艰，这些都是摆在眼前的现实困难，仅凭手段是远远不够的。推进异地高考，在于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许会历经一个漫长的过程。但需要强调的是，高考毕竟只是高校择优录取的一种手段，其功能是有限的，不能指望高考来解决教育乃至城市化进程中的所有不公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