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京大学2012年招生计划为例，北京、上海、广东当年高考人数分别是7.3万人、5.5万人、65.5万人，但北京大学在三个省市的计划招生人数（不含医科、保送生）分别为396、30和34人，差别巨大。

　　“就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问题而言，直接与它相关的两个关键点一是现有的户籍制度；二是现在实行的计划招生体制。若向深层追问，全国范围内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不平等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记者表示。

　　储朝晖认为，不下系统的体制变革工夫，仅仅依靠各省市制定接收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的方案是赋权与责任不相称的，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若把握不当还会激化矛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解决北上广等地的异地高考问题，应发挥国家主导作用，由国家制订开放的基本门槛，并根据这一门槛条件协调各地的招生录取指标，为地方开放异地高考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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