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学校性质上看，1911年初停办的方言学堂是一所外语学校，在其停办后，其校舍为一所军事学校（武昌军官学校）所占据，1913年底，这所军事学校又腾出校舍，在此新建了一所师范学校（武昌高师），这三所学校性质迥异，差别巨大，可是后来，我们非要让在同一校址最后建立的这所师范学校，直接跨过之前的这所军事学校，将更早的一所已经停办的外语学校追认为其历史“前身”，这岂不是荒谬绝伦？！前文中笔者曾引用过刘海峰与李均二位教授以“房屋”和“人家”所作的比喻，结合武汉大学牵强附会将校史随意上延的具体做法，笔者可以再提出一个更符合武大实际情况的比喻：一位首次置业成家的年轻人（即1913年新建的武昌高师），买了一套已经绝户的人家（即旧方言学堂）遗留下来的房子，而且这套房子还是之前曾经多次转手的“二手房”（四川会馆－农务学堂－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十多年后，他们家自己盖了新房（即1932年落成的珞珈山新校舍）并搬迁过去，又过了几十年，这位年轻人的后人突然修改了自己的家谱（即本校校史），将早先那家早已绝户的人家认作自己的先祖！请问，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

　　再次，从办学层次上看，根据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于1904年共同制定的《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外省方言学堂”其“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通过对1903年颁布的癸卯学制进行具体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清末的所谓“高等学堂”，其层次相当于高中或大学预科，而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具有高等教育层次的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就更不用说湖北方言学堂当时的实际办学水平甚至连“高等学堂”的程度都达不到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武昌高师从一开始便是按照新的“壬子－癸丑学制”建立起来的完全意义上的高等学校，完全属于高等教育层次，与方言学堂当然也完全不在一个办学层次上。

　　最后，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仅以校址和校舍为主要依据来追溯历史前身的做法是正确合理的，那么，只要我们严格按照同一逻辑，而不是采取双重标准来处理这一问题，武汉大学的历史还是无法追溯到1893年的自强学堂！具体而言，就算我们假定方言学堂作为武昌高师前身的结论是成立的，那么，自强学堂作为方言学堂前身的结论就是不成立的。这是因为，按照同样的标准，方言学堂的前身就应当是此前在东厂口办学的农务学堂（而农务学堂的“前身”则应该是更早的四川会馆），而不是从三佛阁迁移过来的自强学堂；同样，自强学堂的后继者就应该是文普通中学堂，而不是方言学堂。相反，如果严格按照更加正确合理的“整体继承性原则”，那我们便不难得出结论，自强学堂确实是方言学堂的前身——因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是改名和易址而已，其性质、组织、制度、人员都确实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只要按照同一逻辑，我们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方言学堂绝对不是武昌高师的前身——因为除了其校址和校舍这一次要因素外，其性质、组织、制度、人员等关键因素均没有被后者所继承。

　　第四，武昌高师的绝大多数师生校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均未明确认同方言学堂为本校前身。

　　武昌高师时期，在学校的各种出版物中，除了在提及校史时简要交代本校的校舍是沿用原方言学堂的校舍之外，学校从未明确承认方言学堂是本校的前身，也就更不用说将校史追溯到方言学堂乃至更早的自强学堂时期了。1916年12月，武昌高师校长张渲在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的题词中明确提出：“本校创自民国二年，为国立六高等师范学校之一，今第一期诸生将毕业……”1918年11月，武昌高师还举行了建校五周年纪念活动。所有这些，均与早已停办的方言学堂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