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高等教育发展成熟地区，第三方机构的介入已成常态。据了解，香港成立了一系列教育中介组织，如教资会、职业训练局、学术评审局等。政府主管部门对于高校专业设置不直接干预，也没有统一的专业目录，而是利用教育中介组织与高校进行对话和沟通。

　　相形之下，内地的教育环境存在明显短板。“我国第三方机构在公信力和资质上还不行，并不掌握经费和师资编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而评价学校专业的权力牢牢掌握在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手中。而这，本应该属于社会第三方机构的权力范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如此评价。

　　而在教育部上一轮本科教学工作质量评估中，刚性和固化的标准化专业评价，也被一些教育界人士所诟病。“我国少数顶尖高校本科生已经达到每个专业年均二三十人的培养形态，而一些单科院校和地方高校一个专业动辄一二百人，而且东西部高校生均培养经费的差别一度达到10倍左右。在这种差异背景下用同一标准来评价，既不科学也不公平。”易剑东说。

　　有专家强调，在第三方机构评估机制建立的过程中，行政力量必须有步骤退出，“否则社会专业评估机构将永远没有权威和生长空间。”

　　无论如何，本科专业设置权的下放，已然是高校自主办学向前迈进的信号。“每一次局部的改革都是全面改革的机会。退一步讲，即使放权后出现问题，也比现在的专业失衡要好，那至少是高校自主选择和市场检验后的结果。”熊丙奇说。（综合本报记者赵婀娜、王恬、李永宁、郑轶、马龙报道）